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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留学生可以来美国学莎士比亚和《联邦党人文集》，他们不需要来美国学习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2020年4月，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的这番言论，引起中国民众广泛关注。

　　自中美贸易战开启以来，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已采取了诸多硬隔离举措，诸如收紧留学生签证、围堵华裔科学家、打压华为等，科顿的言论只是这些政策的惯性延伸，不足为奇，但少数神经脆弱的国人，已经有了天塌下来的幻觉。

　　不可否认，中国和美国在科技发展方面，整体上还有较大差距，美国在科技领域围追堵截，也必然给中国科技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可是，由此生发末日情绪，却是过度悲观。这些年来，中国已经习惯了在崩溃与威胁的围观中前行，遇水架桥逢山开路，筚路蓝缕，螺旋上升。

　　不过，美国这一系列举措背后，是否隐藏着中美前沿科技知识体系的脱钩风险？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评估，但是，凛冬将至，绝非危言耸听，必须未雨绸缪。未来一段时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叙事语境中，创新型人才如何培养，科技发展如何突围，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

“钱学森之问”与民国大师论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反思和提醒，同时，也触及到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重大议题。

　　当下，每每谈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中国教育问题，“钱学森之问”首当其冲，与之关联的另一个话题，则是“民国大师论”。

　　长期以来，在民国粉心目中，民国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师辈出，灿若星辰。

　　不可否认，民国时代的确涌现出一批学界大咖，在中国学术史上承前启后，但是，如果以此否定当下的中国教育，则十分牵强。

　　对于民国时代的大师群体，有何特质特点，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维度进行再认识。

　　首先，大众耳熟能详的那些民国大师，往往是以人文社科类为主。

　　一方面，这是延续千年的中学本体惯性使然；另一方面，民国适逢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风起云涌，西风东渐中西交汇。

　　古老中华厚重的文化帷幕，在世纪轮替之际被撕开一角，异域山川的别样风景渐次映入眼帘，于是，那些跨越晚清民国两个朝代的学者，如陈寅恪、梁漱溟、熊十力等，恰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西方文化的冲撞融合之中，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学术直觉，开一代风气之先，也是自然之事。

　　其次，那些在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如钱学森、钱三强、郭守怀、杨振宁、彭恒武等，他们只是生长于民国，或深或浅接受过一些民国的基础教育，尔后受赛先生影响，远赴欧美求学。

　　真正成就他们大师地位的，主要是西方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一文中，就提及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著名科学家，都和钱学森本人一样，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

　　可以说，那些后来为新中国“两弹一星”等千秋伟业立下不朽功勋的科学家，如果一直生活、学习在民国，不经欧美高等教育熔炉的淬炼，没有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知识体系的加持，恐怕，他们很难登上学术之巅。那些被后世所景仰的名字，也不会如此璀璨夺目。

　　再者，自1840年始，列强入侵，山河破碎，中华民族摇摇欲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刻骨铭心的家国情怀，激发起巨大的历史自觉，促使他们上下求索，远渡重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奋发图强，救亡图存。

　　而且，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正是经典力学向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过渡和挺进的历史时期，是大工业文明席卷欧美的历史时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两场最残酷的世界大战集中爆发的历史时期。

　　单就自然科学而言，这些历史大背景，极大促进了数学、物理、生物、化学诸多学科的蓬勃发展，生逢其时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可思议的历史机遇。是故，和那些自然科学领域民国大师同时代的欧美学界，更是群星闪耀，光芒万丈。

　　必须承认，当时的欧美高等教育体系，为那些后来成为中国科技发展中坚力量的大师们的培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成长成功，与民国本身的教育关系不大，和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深度关联。

　　在那样一个国家混乱、社会失序、阶层撕裂、价值多元的大变局时代，各种因缘际会，造就了这些大师，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但终归是历史之幸，中华民族之幸。

科技创新之生态支持系统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否突飞猛进，取决于知识体系、资源投入、产业发展和法治环境，四位一体，才构成创新发展的生态支持系统。

　　第一、创新需要知识体系做支撑。任何科技创新，都不会是无源之水，钱学森、杨振宁、王淦昌等科学家所取得的理论或技术突破，和他们在欧美高校接受的完备知识体系训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没有现代科学理论功底，所谓创新往往是沙丘建塔，譬如国民党将领黄维，被俘后痴迷于研究永动机，由于违背了热力学定律，最后不了了之。

　　和那些民国时期走出国门，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的科学家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围堵，中国和欧美之间在科学知识体系方面，基本处于脱钩状态。这种情况下，除了建国初期，被派遣去苏联学习的那一批留学生之外，大多数中国年青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最前沿的科学理论，更没有机会接受西方知识体系的学习训练；兼之一段时间内，国内高等教育走了些弯路，这些客观因素，都对中国的科技创新造成了一定影响。

　　改革开放后，随着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完善，中西方学术交流趋于正常，中国的科技创新开始加速。

　　但是，作为知识熔炉的大学及其科研机构，在国内生长发育时间尚短，和欧美高等教育上千年、数百年的历史相比，在知识体系积累传承的深度和广度上，仍然存在代差，还需奋起直追。

　　另外，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很多优秀年轻人热衷金融、贸易等专业，来钱短平快，整个社会变得浮躁，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能够耐住寂寞搞科研的年轻人，为数不多。这些，都对中国的科技创新事业，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损害。

　　第二、创新需要资源投入做支撑。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试错的过程，往往需要巨量资源投入，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资源消耗战。

　　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没有勒紧腰带寻求关键突破的雄心壮志，“两弹一星”不可能那么快取得成功。

　　当然，整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经济发展不充分，综合国力不强，物质资源无法支撑全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只能在国计民生最重要的领域，集中资源进行突围。

　　不过，这种资源上的制约，几乎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会遭遇的创新困境。

　　整个20世纪，欧美国家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发展，与其综合国力的领先基本是对应匹配的。

　　近两年，关于中国是否上马大加速器的问题，物理学界展开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大加速器投入巨大且前途未卜。

　　日本政府砍掉超高能直线对撞机中心(ILC)项目，美国下马超级加速器项目SSC，同样是因为投入巨大。

　　可见，除了少数理论研究工作，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创新发展，都和国家实力密不可分，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稳步上升，中国在各个科技赛道的发展，都将进入突破期，这是肉眼可见的未来。

　　当然，善待科技工作者，解除其后顾之忧，更是加大资源投入的应有之义。

　　第三、创新需要产业发展做支撑。中国物理学界有一些科学家支持建设大加速器，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一项目平台，带动高能物理研究。

　　实际上，几乎一切科技创新，都离不开科研平台的巨大势能，这种平台，可以是大加速器这种单一工程项目，也可以是“两弹一星”这种国家工程，还可以是华为这样的产业龙头。它们既能给现有理论的实践实现提供物质支撑，又能推动科技理论的纵深突进。

　　道理不复杂。没有“两弹一星”工程的上马，中国科学界在核物理方面的积累传承，不会有现在的厚重底蕴。

　　没有华为这样的世界级电信巨头，中国在5G领域的发展，很难取得领先优势。

　　没有马斯克的 SpaceX，火箭回收利用技术的突破可能要延迟多年。

　　基础科学研究，需要国家投入资源搭建平台，长远规划，长期攻坚，而在一些应用技术领域，由于一些突破性创新需要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一般企业难以承担起这种任务，只有华为、谷歌、三星这些超级产业平台，才能持续提供创新所需的充沛能量。

　　因此，随着华为、阿里这些万亿量级龙头企业的崛起，中国科技创新必将更上一层楼。

　　第四、创新需要法治环境做支撑。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是影响科技创新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对于产业层面的创新尤为关键。

　　一个企业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发攻关，可是产品研发成功之后，还没有回收成本，各种山寨产品就已铺天盖地，这样的市场环境，势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企业研发动力不足，进而又会导致整个产业始终在低端徘徊不前。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促进各个产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意义重大且深远。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经济不完善，大小企业习惯了野蛮生长，一度导致中国制造成为粗制滥造的代名词。

　　不过，最近几年，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在科技产业领域的创新，会如同华为5G一样，取得更多突破。

大变局背景下的突围之路

　　当下世界，又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大背景下，科顿关于留学生言论的背后，是美国精英阶层妄想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战略图谋。

　　当然，在全球化仍然占据一定优势的情况下，美国要搞知识垄断，全面拉下“科研铁幕”，没有那么容易。

　　首先，欧洲未必跟进，没有合围之势，美国孤掌难鸣；其次，全球产业链深度嵌套，产业不脱钩，科技体系很难自行脱钩。

　　而且，我们更要看到事情有利的一面，特别是和“两弹一星”时代相比，中国已今非昔比，高等教育体系渐趋完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GDP总量全球第二，加之市场法治环境日渐向好，整体上，中国科技创新所需要的生态支持系统已经形成，且具有了一定的自生长能力，是故，当下美国想彻底围堵中国，恐怕心有余力不足。

　　当然，总体而言，由于中美之间实力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形势错综复杂之际，我们尤须稳住阵脚，见招拆招，稳步前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可以被干扰，不能被打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更是举足轻重，面对美国随时可能抽梯子的状况，我们的科技工作者需要继承“两弹一星”精神，随时准备进行科技领域新的万里长征。

　　独木难支，突围需要合力。教育方面，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强基计划适时推出，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忧患意识和高瞻远瞩。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领域，这是未来几十年中国教育的最大使命与历史担当。

　　另外，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中国社会应避免快乐教育论调蔓延，削弱奋斗意志。社会层面，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最需要做的，就是对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予以纠偏，这涉及到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引导。

　　特斯拉和SpaceX公司的掌门人马斯克在接受美国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谈及巴菲特，马斯克如是表达：巴菲特的工作很无聊，整天看一大堆财务报表，只是想弄明白可口可乐和百事哪个更有投资价值。他认为，有太多的聪明人涉足金融和法律领域，应该让更多人去创造产品。

　　马斯克所提及的美国现象，在中国也具有普遍性，可是，中国和美国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支撑国家发展的，更应该是工业产能、高新技术，而不该是房地产、金融泡沫和虚拟经济，因此，必须把最聪明的大脑最优秀的人才，配置到科技工作岗位，这是当务之急，否则，科技创新可能沦为空谈。

　　中科院研究员顾淑林在回忆郭永怀的文章中，提及郭先生曾经和她说过的一句话“要坐得住，不去赶热闹”。

　　在当下这样一个网红大行其道的社会氛围之中，年轻一代的科技工作者能否坐得住，兹事体大，甚至攸关全局。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系统考虑，其中，为科技工作者配置更多社会资源，十分必要。

　　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家对于军人的优待政策，譬如在子女入学、就业就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诸多方面，为科研人员配置一些优质资源和特殊政策。

　　通过制度设计彰显导向，让广大科技工作者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少一些后顾之忧，从而能够耐得住寂寞，安心钻研学术。

　　面对美国新一轮“卡脖子”制裁，华为公司在其官微上挂出一张图片：一架二战中被打得像筛子一样，浑身弹孔累累的伊尔2飞机，依然坚持飞行，终于安全返回。和这幅图片匹配的文字是：除了胜利，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华为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敢于胜利的勇气，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因为，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突破封锁线，排除万难，争取胜利。

　　作者：陆建国，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