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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有组织科研成为我国重要的科研组织模式，如何将该模式在国内高校加以有效应用，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言荣表示，作为大国科研的重要范式，有组织科研对于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有着特殊意义，也是当前国内高校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不过，对于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研究，有组织科研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对于以国家重大任务为导向的科研项目，科研的组织性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基础领域的研究，所谓“有组织”主要应体现在以兴趣为导向，将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集合起来，形成学术共同体。
“基础研究的本质在于刨根问底。”李言荣说，谁出的主意、谁提的问题，谁就应该成为相关研究的实际负责人，再以他为中心，通过彼此间的讨论和争论，产生“自下而上”的学术力量。
他表示，与专门的科研机构相比，高校的优势在于学科门类多且易于交叉，甚至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学科集群”。这样的学科群支撑和大量青年学生的参与，决定了高校在通过组织方式解决复杂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当然，有组织科研不限于高校内部。在这方面，高校应加强产教融合，尤其是与大院、大企协同攻关。
李言荣表示，目前校企之间比较好的一种合作模式，是企业针对自身遇到的难题向包括高校在内的社会机构征集解决方案，高校针对企业问题协同攻关，先重点解决问题的基础部分，当取得一定进展后，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再作好对接，实现相关研究的及时应用。“目前，这种模式已经被包括华为在内的一些国内企业采用。”
李言荣同时指出，高校要想真正实现有组织科研，目前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比如在科研成果的评价方面，现有制度过于看重“第一完成人”。“人们主要关注论文的第一作者是谁、获奖的第一人是谁，排在后面的人容易被忽略，也难以得到与其贡献相符的待遇。”他表示，一项攻关成果的完成，往往要靠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共同努力，我国已度过了文章数量追逐期，若还过于强调第一完成人，显然会挫伤其他人员的积极性。
再比如，正如前面所说，基础研究的本质是刨根问底，但挖掘一个问题的本质是需要时间的。因此，评价制度不能急于求成，“要给科研人员时间，特别是不能给他们过大的竞争压力，压力太大是不能创新的。事实上，我们的一些科研之所以不能刨到根、问到底，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科研人员承受不了这种竞争压力而中途退场”。
李言荣强调，在有组织科研中，当面向重大型号、系统级科研任务时，各层次、各子系统的分工协作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一种“总师文化”。
“所谓‘总师’，可以理解为是既具有足够强的个人科研能力，又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战略高度，更重要的是，还具有相当组织能力的科技领军人物。”李言荣说，这类人才可以将一个大团队有效凝聚在自己周边，形成战斗力。
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夕，李言荣从四川大学调任西北工业大学工作。虽然履职时间不长，但西工大在长期的人才培养中形成的“总师文化”育人氛围，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种文化的形成给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在他看来，有组织科研的关键，可以说就在于“总师”型人才的培养，而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为有组织科研提供此类“总师”型人才的雏形是高校，尤其是工科类高校的重要责任。但在现有高教体制下，如何更早发现具有相关潜质的人才，为这类人才提供适合生长的土壤，仍需要高校以及有关部门做进一步的探索。
来源：中国科学报
记者：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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