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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报告描述了全国和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与经费投入的基本格局，以省份和院校为单位对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进行了系统分析，展示了教育经费投入在省份间、省内院校间的差异，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居民负担率的省际差异。
关键词：高职教育 经费投入 省际差异 院校间差异
一、研究背景、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已经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政府、家庭和社会共同分担了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其中地方政府是提供教育财政投入的主体。2005年至2017年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维持高速稳定增长、教育财政制度高速建设的时期。在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机制建设方面，最关键的政策措施是学生资助政策和生均拨款标准的确立。2007年到2012年，政府发布了多项学生资助政策，逐步将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纳入资助体系。为保证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稳定性，财政部和教育部于2014年印发了《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财教〔2014〕352号)，各省纷纷建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保障了财政投入逐步增长。
(二)研究问题
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的完善，一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投入制度，规范了各级各类政府的投入责任，形成了多元化投入格局;另一方面，也切实提高了职业教育的投入水平，为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经费方面的支持。由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各省份之间以及省内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之间存在较大的经费水平差距。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尤其是财政性经费投入在地区间、院校间和群体间的分配，仍未得到科学的分析，难以为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的完善提供实证证据的支持。
本报告主要聚焦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问题，关注经费投入的省际间、省际院校间的差异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居民负担率的省际差异。报告分析了以下五个研究问题：(1)2010年以来，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和经费投入情况如何?(2)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和经费投入情况如何?(3)省份间的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有何差异?(4)省内院校间的经费投入有何差异?(5)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的居民负担率有何差异?
(三)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报告主要基于2010—2020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20》、“2019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库”等相关数据，描述了全国和各省份高职教育事业发展与经费投入的基本格局。(注：本报告数据来源如未另外给出，均来自“2019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库”)
2. 分析指标
本报告主要使用描述统计分析方法，统计指标包括变异系数和分位数比值。
(1)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为考察和比较各省份高职教育发展水平的省际差异，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指标进行分析。变异系数是指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均值之比。变异系数值越大，代表组间离散程度越高，不均衡水平就越高;反之，变异系数值越小，代表组间离散程度越低，不均衡水平就越低。本文使用变异系数来考察各省份高职院校生均投入和生均支出水平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高校之间由于功能和质量的不同而产生的经费投入水平和经费来源结构的差异，是一个全球普遍的现象。高校之间在经费投入水平和经费来源结构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是合理的。
(2)P90/P10、P50/P10、P90/P50
变异系数虽然能够有效地观测和比较两组数据离散程度的相对差异，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无法呈现单个变异系数值所代表的绝对差异和一组数据的不同区部差异。鉴于此，本文以P90/P10、P50/P10、P90/P50作为补充指标。该指标是由各项高职教育评价指标的不同分位数之比计算而来，用于反映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和支出水平的差异性，其中，P90 表示生均支出水平从低到高排名第 90 百分位的高校，即头部高校;P50 表示生均支出水平从低到高排名第 50 百分位的高校，即中部高校;P10 表示生均支出水平从低到高排名第 10 百分位的高校，即下部高校。P90/P10是90分位数比10分位数，即高职教育评价指标的上部高校与下部高校的差异;P50/P10是指50分位数比10分位数，即高职教育评价指标的中部高校与下部高校的差异;P90/P50是指90分位数比50分位数，即高职教育评价指标的上部高校与中部高校的差异。
本文分析的具体指标包括：(1)教育经费总收入(收入指标);(2)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指标);(3)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生均支出指标);(4)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支出指标);(5)生均教育经费收入(生均收入指标);(6)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生均收入指标)。本文将使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生均支出水平(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来考察各省份的经费投入水平;使用生均支出水平(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的极值比和变异系数来衡量各省份之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使用生均收入(生均教育经费收入、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和生均支出(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经费支出)的变异系数和分位数之比来看各省份内部院校之间经费投入的差异。
二、全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和经费投入情况
(一)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年变化
本部分采用2010—2020年高职教育事业发展的全国数据，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近十年的事业发展变化情况。总体而言，“十三五”以来，我国高职教育规模逐步扩大。
从学校数看，我国普通高等职业院校数量从2010年的1246所增加到2020年的1468所(见图1)，十年间高职院校数增长了17.82%。其中，2019年是我国普通高等职业院校迅速扩张的关键一年，2019—2020年新增高职院校数最多，共增加45所。
从在校学生数看，我国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在校生数从2010年的966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1281万人，增幅高达32.55%(见图2)。中央举办的高职院校在校生数呈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5.83万人缩减为2019年的4.77万人。地方举办的高职院校在校生数逐年增加，2016年起逐渐成为培养高职在校生的主力军，2019年在校生数为1275.94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64.77%。民办地方院校的在校生数相对较稳定，十年间共增加83.84万人，在高职院校总在校生数中的占比从19.25%提高到21.07%。
(二)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历年变化
本文借助2010—2020年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收入、高职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高职教育经费支出、高职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数据，对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收入和支出变化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展示我国高职教育近十年的经费投入变化。
1.全国高职教育经费收入
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加。2010年，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收入为约1051亿元，2016年上升为约1569亿元，到2020年，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已经达到约2156亿元，增长了约105%。“十三五”规划期间，全国高职教育经费收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收入比重稳定在4.7%左右，到2019年略有上升，接近4.80%，2020年上升较快，超过了5%。(图3)
2.全国高职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
2010年以来，我国高职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增长稳定，从2010年的约492亿元到2016年的约981亿元，再到2020年的约1483亿元，增长了约201%，高于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总收入增长幅度。高职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占比从2010年的46.76%，上升到2016年的62.51%，再到2020年的68.75%。此外，2010—2020年，高职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占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2.51%，到2016年的3.66%，再到2020年的3.58%，表明“十三五”期间国家财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图4)
3.全国高职教育经费支出
在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收入增长的背景下，教育经费支出也稳步提升。自2010年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支出不断增长(见图5)，从2010年的约1062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约1488亿元，再增长到2020年的约2096亿元，增加了约97%。此外，在此期间，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支出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从2010年的5.65%下降至2014年的4.71%，随后稳定在4.7%左右，2020年增加到5.14%，与高职经费收入占比一致。
4.全国高职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2010—2020年，全国高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呈现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14081元到2016年的23016元，再到2020年的29255元，增加了约108%。地区间差异明显，呈现中部塌陷现象。东部地区生均教育经费水平高于西部和中部，2020年达到33071元(见图6)。在生均教育经费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总体增长，2015年全国均值超过15000元，2020年达到15590元。从地区差异来看，东部地区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水平同样高于西部和中部。(图7)(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和黑龙江;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三、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和财政投入水平
本报告借助2019年各省份公办高职学校占比和公办高职学校在校生数占比描绘各省份高职教育事业格局，借助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比例表明一省财政投入的水平。
(一)各省份公办高职学校占比
2019年，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中公办学校占比的中位数为80%，各省份公办高职学校比例差异较大。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公办高职学校比例较高，其中西藏、青海、宁夏等省份的高职学校全部为公办;山西、甘肃等省份的公办高职院校比例也已超过90%;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公办高职学校比例相对较低，其中海南、上海等省份的公办院校比例低于60%。(图8)
(二)各省份公办高职学校在校生数占比
2019年，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公办学校在校生数在全部在校生数中占比的中位数为81%，各省份公办高职学校在校生数占比差异较大(见图9)。西部公办高职在校生数占比较高，其中西藏、青海100%为公办;山西、江苏、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和天津等省份的公办高职院校在校生数占比超过90%;东部公办高职学校在校生数占比相对较低，其中海南、上海比例低于60%。
(三)各省份高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
2019年，我国高职院校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高职教育经费总收入比例的中位数为66.9%，大部分省份的比例处于60%—80%区间。北京、西藏和青海的这一比例相对较高，均超过85%，而重庆、海南、上海、云南、浙江的这一比例相对较低，均低于60%。(图10)总体而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已成为各省份高等职业院校的主要经费收入来源。
(四)各省份高职教育事业格局与财政投入水平
为了考察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事业发展相适应的情况，本文计算了全国各省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的中位数和公办学校学生数占比的中位数作为横纵坐标轴值，绘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与公办学校学生数占比的四象限图。图11表明，各地高职教育事业发展和财政投入呈现多元化局面。
各省份情况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以上海、重庆等省份为代表的“公办高职院校学生数占比较低、财政性经费占比较低”区域，此类区域呈现出多元主体办学的局面，公办高职院校学生规模相对较小，高职院校对财政性经费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政府财政压力较小。第二类是以青海、西藏、宁夏等省份为代表的“公办高职院校学生数占比较高、财政性经费占比较高”区域。这类省份的公办高职院校学生数占据主导地位，且院校对财政性经费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第三类是以河南等省份为代表的“公办高职院校学生数占比较低、财政性经费占比较高”区域，这些区域虽然民办高职学生数占比较高，但是财政投入仍然是高职院校的主要收入来源。第四类是以浙江、湖南、山东等省份为代表的“公办高职院校学生数占比较高、财政性经费占比较低”区域，在公办院校学生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投入水平相对不高。
四、省份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
本部分首先通过2019年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指标和投入充足性指标，描绘2019年省际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其中，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指标为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投入充足性指标为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职生均教育经费占本科生均教育经费的比例。其次，计算了各省份高等职业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各个指标的极值比和变异系数，以说明省际之间的投入差异。最后，绘制了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指标与财政投入程度指标(财政性教育投入占教育经费总投入比例)的四象限图来说明省际之间差异。
(一)投入水平差异
图12反映了2019年各省份高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情况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整体而言，各省份的高职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情况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情况类似，北京、青海、上海、西藏四个省份均位居前列，而黑龙江、山西、辽宁、河南四个省份均垫底。
(二)投入充足性差异
在经费投入的充足性方面，与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全国高职院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中位数约为各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9%。具体到各省份，其中，青海、西藏、甘肃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较高，均超过150%，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水平相对较高。山东、江苏、浙江、天津、上海、辽宁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均低于70%，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水平相对较低。(注：根据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占人均GDP即通常所谓生均经费指数的分析，由于规模效益等因素，生均经费指数在高等教育较不发达的国家存在较高的现象，我国也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生均经费指数从超过100%逐步降低。相同的因素可能可以解释此处的高职研究发现，当然严谨的讨论有待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图13)
与本科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相比，全国高职院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中位数约为省本科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71.42%。其中，北京、吉林、甘肃和四川的高职院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本科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比例超过90%，较为接近同省本科投入水平。同时，西藏、新疆、贵州占比较低，约为同省本科投入水平的50%。(图14)
(三)各省份经费投入差异
本文采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的极值比和变异系数来衡量各省份之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其中，极值比越大或差异系数值越大，代表组间离散程度越高，不均衡水平越高。
如图15所示，从极值比的计算结果来看，各省份在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上的差异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各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最高是最低值的4.33倍，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最高是最低值的5.35倍。从2017年到2019年，除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外，其它省际生均经费投入的差异较为稳定。
变异系数的分析结果与极值比类似。2019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变异系数为0.42，小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变异程度(0.55)。总体而言，省际之间的差异较大，且持续稳定，这表明各省份在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均衡程度较高。
(四)各省份经费投入水平与财政投入程度
1.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财政投入程度
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与财政投入程度(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收入的比例来衡量)的关系来看，各省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多数西部地区(例如青海、西藏、甘肃、新疆等)和北京属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财政投入程度都较高地区;(2)上海、广东、福建、浙江等东部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较高、但财政投入程度相对较低;(3)河南、江西等省份虽然财政投入程度较高，但是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较低;(4)云南、陕西、湖北、湖南等西部和中部省份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财政投入程度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图16)
2.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投入程度
从各省份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投入程度(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收入的比例来衡量)的关系来看，其呈现出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和财政投入水平相类似的特征。
各省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多数西部地区属于生均支出和财政投入程度都较高地区;(2)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东部地区的生均支出较高、但财政投入程度相对不高;(3)贵州、山西、辽宁等省份虽然财政投入程度较高，但是生均支出较低;(4)重庆、云南、陕西、湖南、湖北等西部和中部省份的生均支出和财政投入程度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图17)
五、省内院校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
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仅在省际间存在差异，在省内院校间也存在差异，后者反映了地方政府对省内院校投入的差距。本文借助P90/P10、P50/P10、P90/P50和变异系数等指标，展示了2019年我国各省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的省内院校间差异。
(一)院校间经费投入水平差异
1. 生均教育经费收入分位数之比
从2019年各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收入的分位数之比来看：(1)西藏、辽宁、重庆、湖南的分位数之比较小(小于等于1.7)，省内均衡性位居前列;(2)青海、宁夏、贵州、海南分位数之比较大(大于等于2)，省内均衡性位居最末。其中，海南和宁夏的P90/P10分别为11.8和6.7，且省内生均教育经费收入最高的90分位数学校与居中的50分位数学校差异，远大于省内居中的50分位数学校与最低的10分位数学校差异。(图18)这意味着生均教育经费收入处于前50%位置的高校间差异是造成省内生均教育经费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2. 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分位数之比
从2019年各省份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的分位数之比来看：(1)西藏、重庆、江西、湖南的省内均衡性位居前列;(2)海南、宁夏、贵州、青海位居最末。其中，海南和宁夏的P90/P10分别为15.4和9.5，且省内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最高的90分位数学校与居中的50分位数学校差异，远大于省内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居中的50分位数学校与最低的10分位数学校差异。(图19)这意味着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处于前50%位置的高校间差异是造成两个省份，特别是海南省省内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3. 教育经费收入的变异系数
从2019年各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收入和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的变异系数来看：(1)西藏、重庆、辽宁、江苏的省内均衡性位居前列，变异系数小于0.4;(2)四川、山东、河北和海南位居最末，变异系数大于1.0。山东和四川两个指标的变异系数大于2.0，远高于省际间同类指标的变异系数。除了少数例外，各省份的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变异系数均大于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的变异系数，这表明财政性投入没有缩小省内院校间的收入差距。(图20)
(二)省内院校间生均经费支出水平差异
1. 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分位数之比
2019年各省份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分位数之比表明：(1)西藏、重庆、安徽的省内均衡性均位居前列;(2)海南、宁夏、青海位居最末。其中，海南、宁夏、青海内部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最高90%的学校与最低10%学校差异最大，且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最高90%与中位数学校的差异过大，这表明这三个省份内部教育经费投入的均衡性相对较差。(图21)
2.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分位数之比
2019年各省份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分位数之比表明：(1)西藏、重庆、安徽的省内均衡性均依然位居前列。(2)青海、贵州、广东省内部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最高90%院校与最低10%院校差异最大，广东是由于中位数与最低10%院校之间差异较大，青海和贵州则是由于最高90%与中位数院校差异较大，这表明这三个省份内部教育财政投入的均衡性不高，且原因不同。(图22)
3. 生均经费支出水平的变异系数
相较而言，2019年我国各省份内部高职院校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变异程度要大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变异程度，前者变异系数均值为0.72，后者的变异系数均值为0.49。就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变异系数而言，四川(4.14)、山东、海南、河北、浙江的变异系数较大，重庆最小(0.19);就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变异系数而言，山东(1.52)、甘肃、贵州、青海的变异系数较大，重庆最小(0.15)。(图23)
(三)院校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财政投入程度差异
本部分将各省份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收入比例作为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指标，将其与各省份高职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变异系数、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的变异系数进行比较，以各省份对应指标的中位数作为横纵坐标轴值，分别绘制四象限图，描述2019年各省份院校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财政投入差异。
1.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与财政投入程度
从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变异系数与财政投入程度来看，(1)广东、海南、浙江等省份内部的院校间均衡性较弱;(2)广西、江苏、辽宁、重庆等省份内部的院校间均衡性较强;(3)在内部差异较大省份中，海南、浙江、广东等省份的财政投入程度较低，多数西部省份和北京的财政投入程度较高;(4)在内部差异性较小的省份中，重庆、上海、云南等省份的财政投入程度较低，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等中部和东北地区省份的财政投入程度相对较高。(图24)
2.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投入程度
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的变异系数与财政投入程度来看，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的省内院校间差异小于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1)在内部差异较大省份中，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份的财政投入程度较低，多数西部省份和北京的财政投入程度较高;(2)在内部差异性较小的省份中，重庆、海南、上海、云南等省份的财政投入程度较低，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等中部和东北地区省份的财政投入程度相对较高。(图25)
六、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的居民负担率
本部分通过计算各个省份的生均高职学费水平(注：各省生均高职学费=(各省学费总收入)/(各省高职+高专在校学生数)。其中，各省学费总收入=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表3-10中的#学费收入，各省高职+高专在校学生数包括区分公民办，数据来源是“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年报系统”)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获得各省份高职教育居民负担率(注：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均值之比的计算方法，只能得到各省份的相对值，不能说明该省份实际平均居民负担率)。以全国各省份高职教育居民负担率和财政性经费占比的中位数作为坐标轴值，获得各省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和居民负担率的四象限图，描述了我国2019年省际间高职教育居民负担率和财政投入水平差异。
(一)各省份高职教育居民负担率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高职教育的人均居民负担率为15.98%，折合家庭负担率约6.10%(注：通过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家庭户规模2.62折算，家庭负担率折算为9.08%)。此外，各省份高职教育的人均居民负担率差距较大，吉林为25.97%，显著高于其他省份;西藏最低，为8.92%，最高和最低的两个省份相差约2倍。除吉林、海南和西藏外，其他省份的高职教育人均居民负担率均处于10%～25%的区间内。(图26)
(二)各省份高职教育财政投入水平与居民负担率
我国各省份高职教育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与居民负担率呈现出不同类型：(1)第一种类型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高、居民负担率低，例如青海、西藏、北京等;(2)第二种类型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低，居民负担率高，例如海南、重庆、云南等;(3)第三种类型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和居民负担率都高，例如甘肃、贵州、黑龙江等;(4)第四种类型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和居民负担率都低，例如浙江、上海等省份。(图27)
七、主要发现
(一)研究发现
第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仍处于规模扩张阶段。高职学校数量从2010年的1246所增加到2020年的1468所，十年间增长了17.82%。高职在校学生数十年间增长了32.55%。高职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长，生均教育经费投入高于2.2万元。
第二，我国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已经形成“以公办院校为主、财政性投入为主”的局面。各省份公办高职比例差异较大，西藏、青海、宁夏全部为公办院校，海南、上海、重庆公办院校比例低于60%。2019年，我国高职院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收入比例的中位数为67%，大部分省份的比例处于60%—80%区间。
第三，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达到较高水平，但是省际差异大，经费投入程度不同。(1)在投入水平方面，不论是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还是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省际差异都非常大。(2)在充足性方面，与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青海、西藏、甘肃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比超过150%;与本科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相比，北京、吉林、甘肃和四川超过90%，西藏、新疆、贵州占比仅为50%左右。(3)在财政投入方面，各省份差异也较大。
第四，省内院校间经费投入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在收入方面，不论是生均教育经费收入还是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西藏、辽宁、重庆的省内均衡性较强，青海、宁夏、海南较差。在支出方面，不论是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还是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省内均衡水平的差异大，前者的变异程度大于后者的变异程度。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财政投入水平关系方面，多数西部地区和北京属于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与财政投入水平双高地区;上海、广东、福建、浙江生均支出高、财政投入低;河南、江西的财政投入高，生均支出低。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投入程度的关系与此相同。
第五，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居民负担率较高。我国高职教育的人均居民负担率为15.98%，其中吉林最高(25.97%)，西藏最低(8.92%)，两个省份相差约2倍。
综上所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省际和省内经费投入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区域差异显著，东部高于西部，中部塌陷明显。
第二，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省际差异大。2019年各省份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最高是最低省的4.33倍，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的最高是最低省的5.35倍。各省之间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变异系数为0.42，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的变异系数为0.55。
第三，省内院校间经费投入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多数省份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变异系数大于生均教育经费总收入的变异系数，表明财政性投入没有缩小省内院校间的收入差距。
第四，处于前90%和前50%位置的院校间差异是造成省内生均教育经费投入差异的主要原因。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有可能加剧省内经费投入的不均衡。
第五，各省份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居民负担率不一，部分省份负担率较高。我国高职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与居民负担率呈现出四种不同类型：(1)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高、家庭负担率低，如青海、西藏、北京等。(2)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低，家庭负担率高，如海南、重庆、云南等。(3)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和家庭负担率都高，如甘肃、贵州、黑龙江等。(4)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和家庭负担率均较低的省份，包括浙江、山东等。
(二)研究局限和进一步研究计划
本报告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第一，省际差异基于对《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描述统计分析，没有控制各省份院校类型、规模和结构以及各省份经济与人口等因素，因此观察到的省际差异除了反映各省份政府高职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也反映了各省份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和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差异。
第二，省内院校间分析主要基于“2019 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库”，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同样，描述统计分析中未能控制各省份高职院校结构和规模，以及“双高院校”数量和各省份经济与财政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可能夸大了院校间的投入差异。
因此，对于不同省份高职教育事业发展和经费投入存在的独特问题，以及不同层级的高职学校(前200名与后200名)事业发展和经费格局的现状及形成原因，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肌理性分析。
杨 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
刘云波，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刘千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 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孙迟瑶，复旦大学高教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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