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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中，描述了“手机式童年”催生出的一代，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学业表现持续恶化，这种转变在西方国家集中出现在2010年至2015年间。海特将其归咎于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网红影响等因素，强调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大规模转移到少数几个社交媒体平台和数字产品上，对她(他)们的社交、情感和认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妨害。他提出了四大建议，包括建议青少年上高中之前不使用智能手机，16岁以前不开社交媒体账号，建议学校里禁止使用手机，以及让青少年有充分的自由玩耍时间。

　　书一经出版，便得到广泛关注，以及不少争论。争论很大程度集中在手机和社交媒体，是否真的是全球性焦虑(并非仅存在于青少年群体，但在青少年中激增的心理健康危机尤甚)的真凶，还是充当了替罪羊?是否存在将相关性误读为因果关系的问题?但引发的关注以及由此激发的呼吁和行动是相当有声势的。政府、学校以及社会团体实施了一系列保护措施，解救泡在手机和社交媒体上的青少年，逆转“手机式童年”(phone-based childhood)。

　　推敲一下翻译的话，以“童年”来直译childhood并没有错，只是作者专门解释了他完全出于表达简洁的考虑，不想再加上青春期或者未成年等词免得啰嗦，也不易传播。但结合他的数据、案例和建议，究其本意，基本上涵盖了中小学阶段、至少16岁之前(北美语境)；比中文日常表达里的“童年”，比罗大佑歌里等待放学的童年，包括的范围还要更大一些。

　　对比着手机式(phone-based)童年，作者提出了个玩耍式(play-based)童年的概念，认为1990年左右到2015年前后，发生了一场童年“大重构”(Great Rewiring)。这里的rewiring一词有其隐喻，包含着从脑神经科学来看，“一起放电的神经元会相互连接”，“反复激活的神经元群组会连接更加紧密”，重新连接(rewire)形成新的思维或反应路径的含义。用上“大重构”这个分量千钧的说法，还预示着其影响远超一代人，更指向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可能发生的演变，而这一演变的方向恐怕并非积极的“演进”。

　　大多数对该书的评论和推荐，都集中在对手机和社交媒体之于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批评上，却较少关注作者花了浓墨重书的三个章节，在现实世界中自由“玩耍”(play)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宝贵价值这一部分被忽视，多少有些可惜。

　　把play译作玩耍，非常恰宜。记得2014年9月我主持过乐高集团CEO到访学校的活动，背板上写着的演讲题目是“娱乐、工作与学习”，英文是play，work and learn。乐高CEO强调了play是孩子的主业，就是他们的工作和学习，而成年人像儿童play那样去创新和想象，可以使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中更有创造力。play，不仅可以使原本枯燥的科研、学习变得更加富有乐趣，还可以促使人们发挥想象力，创新地思考，提升创造力；play，也是一种轻松的心态，也有利于在工作和学习中和他人建立合作关系。所以，他讲的play不是娱乐，而是玩耍。

　　麻省理工学院Media Lab的教授米切尔·雷斯尼克写过一本书，《终身幼儿园》(Lifelong Kindergarten)，里面提出培养和发挥创造力的4P模式，项目(Projects)、激情(Passion)、同伴(Peers)和玩耍(Play)，雷斯尼克教授在MIT也主持了一个乐高实验室，他说玩耍是创造性学习4P中被误解最多的一环，他认为人们常把玩耍与欢笑、乐趣联系在一起，却忽略了玩耍最为关键的要义，以及玩耍之于创造力意义重大的缘由，“创造力并非来自欢笑和乐趣，它来自实验、冒险和挑战边界。”他受到约翰·杜威的启发——“玩儿心比玩耍更重要，前者是一种心态，后者是这种态度的外在表现。”正如萧伯纳话说，“人们不是因为老了才不玩耍，而是因为不玩耍才变老的”，老不老，是心态。

　　彼得·格雷写过《玩耍是最认真的学习》(Free to Learn)一书，他给自由玩耍下的定义是，“由参与者自己来选择项目和主导进程，追求的是玩耍本身的乐趣，而不是被他人操控，去实现其他的目标或效果”。最理想的玩耍是“一群混龄的孩子在户外恣意疯玩”，“不要害怕磕碰或摔跤”，“完全不需要父母、老师和教练的介入，否则玩耍的自由度、趣味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在玩耍之中，远离成人的时候，孩子们可以真正掌控局面，并练习维护它。此时，孩子们才能学会自己做决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冲动，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与他人探讨差异和处理分歧，调节和克服因冲突而生的愤怒，制定并遵从规则，与他人平等相处，结交朋友，战胜恐惧。

　　可以说，远离成年人时的自由玩耍，是孩子们领导力、创造力发展的机遇。

　　自由玩耍对于大脑神经系统的重构(rewire)，按照海特得出的论断，是行为激活系统从防御模式转向发现模式——防御模式中的人，时刻关注危险，处于“匮乏”心态，紧抱支持不放，追求安全的环境；发现模式中的人，主动寻找机会，满怀激动与好奇，独立思考，渴求自由地成长。

　　这也很像约翰·科特在《变革正道》(Change)书中，基于人类天性、神经系统本质所引用的一对概念：英文是Survive和Thrive，中文我译作了求生和求兴。求生频道激活的多是焦虑、恐惧或愤怒的情绪，而求兴频道充盈着的则是激情、自信与好奇的能量。

　　怎么才能更高频地开启发现模式，帮助青少年建立更能促进学习和成长的行为习惯，并提升反脆弱性？海特引入了埃伦·桑德塞特和利夫·肯奈尔的“冒险式玩耍”(risky play)概念：存在身体受伤风险的激动而刺激的玩耍——无死角的保护和全都是确定性的游戏称不上冒险式玩耍。

　　冒险？还受伤？这可使不得！于是，这就引入了与乔纳森·海特的头号劲敌手机和社交媒体并不太相关，却是童年“大重构”的另一条主线：始自1980年代而后愈演愈烈的安全主义(safetyism)，社会、家庭和学校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排除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各种风险；过度保护造成了生理年龄已达成年的青少年却缺少具身经验，缺少身体受伤和情感受挫的体验，缺少有张力的社群考验——成年却未真正成人。除了手机和社交媒体之外，安全主义也是一种重要的“经验阻断器”(experience blockers)，阻断了青少年走向独立担当责任获得成长的一手真实经验，造就了一代“娇惯的心灵”。

　　所以，乔纳森·海特才会在赞誉中国政府和学校及家庭在保护孩子们免受手机和社交媒体影响上取得进展的同时，声量不大地坚持建议说，能否给中国的青少年更多无关电子屏幕的乐趣和玩耍，而不要只在为将来的考试做漫长的准备，因为孩子们着实需要亲身的冒险和经历。之所以说他声量不大，是这个建议只是顺便提一句，也没引起什么波澜，并没有带来哪怕一些些关于如何找回“玩耍”的讨论。这个原因，我想除了玩耍这回事本身在中文语境中就没那么正向、很少褒义之外，还有一个在今天的社会中(并不只是中国或东亚)作用很大的“经验阻断器”，一种与玩耍夹角很大的思维，而这些在海特的书中并没有被揭示。它打破了手机与玩耍的二分法，提醒说，即使摆脱掉“手机式童年”，并不必然能找回“玩耍式童年”。

　　这里，我给乔纳森·海特的《焦虑的一代》补充上，对童年“大重构”影响也越来越大的这第三种“经验阻断器”：木匠思维。

　　这个概念来自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莉森·高普尼克教授，她在《园丁与木匠》(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一书中，尖锐地提出当代父母(学校和社会)以“木匠思维”来培养青少年，“他们认真地审视着手中的材料，力求打造出一件亮眼的产品”，“精准和控制是木匠的挚友”，“对孩子的管理过于严格，反而阻碍了孩子获得幸福和快乐。”

　　与安全主义相比，木匠思维更多带来的是以目标性很强的训练和打造优质产品的努力，来阻断了青少年与玩耍和具身经验的连接，因为玩耍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相当的无目的性和即兴性，而具身经验会处理很多不确定性，同时催生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这都与木匠思维的反复测量、精准切割原则相悖。被以木匠思维对待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只是简单复制成人的思维，去模仿成人的做法，而不是去用新的方式创造新的东西。木匠思维在一些文化中表现为一切为了升学的屏息奋斗，在另一些环境中则是为了依据攻略把各种规划好的简历条目填满而奔忙。看似也都是在现实世界当中不停努力着经过着，但却少了杜威所认为的“玩儿心”，也不好说就能有了走心的具身经验，在达到那些奋斗目标后却常有目的虚无的意义危机——有攻略目标，无人生目的。

　　木匠思维是把玩耍看成挺奢侈的事儿的，除非玩耍被异化为披着玩耍外衣的学习和工作、实践与锻炼，或客观上有助于提高成绩与成就的活动，才划算。要怎么才能打破这个魔咒？也是母亲和外祖母的高普尼克教授，期待园丁思维能够在父母(学校和社会)对孩子们的教育中多起来，“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安全且富有营养”，过程往往有着某种混乱和无序——更像是玩耍而不是竞技，结果有时也“出乎人的预料，但也常常让人惊艳”；她鼓励父母和老师们能够像园丁一样拿起滋养心灵的喷壶，培育具有生命力的独特个体。

　　说到底，玩耍式童年这个说法，看起来可能就是要比玩耍式青少年、玩耍式学生更容易被接受些，毕竟还只是听起来小小的童年，等待长大的童年，是可以再多玩耍那么一小会儿的。再大一点儿，谁就都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才对。看到有许多学者、校长朋友为了能给宅家闷校的孩子们玩耍讲理由，找了很多理念，加强玩耍设计，测量玩耍效果，树立玩耍正当性。我觉得咱也别整过了。成年人给孩子们赋予太多的意义，玩耍的意义就在自由玩耍本身。孩子们玩耍时，脑子里别去想(也不会去想)什么提升领导力，开发创造力，你就“恣意疯玩”就好，独立与勇气，探索与创意，成人且成群，都自然而然地会在“伤痕与眼泪作为成长的教具”中不期而至，无需焦虑。

　　要说劝人莫焦虑，我曾经在艺术博物馆看到展出的一封学人手札，写得很温润。信是给一位13岁的友人之女小芳同学的——“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没有进步，但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体好，进步更快。”这封信这几年突然走红，被做成了各种文创，畅销不衰，是因为合了学生们的趣味，喜欢自勉互励“但不可太用功”。这里提及这封信，不是试图给“玩耍”正名，毕竟写信的伯伯鼓励“多玩玩”，纯是冲着个“身体好”去讲的——那是1929年，是手机前置摄像头发明的70年前，离社交媒体推出划时代的“点赞”和“转发”功能还有80年。

　　作者简介：

　　杨斌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

　　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

　　著有《企业猝死》、合著有《战略节奏》《在明明德》，译有《变革正道》《要领》《教导》《沉静领导》等。